路橋人王文君 收藏婚書2000余份

　　王文君在翻看自己收藏的婚書。


　　▲民國三十五年(1946)的結婚證書。這一紙婚書，打開了王文君收藏婚書的大門。


　　臺州的同一對夫婦，在同一年辦理的兩份不同的結婚證書。
　　人物名片
　　王文君，1963年出生于路橋蓬街，婚書收藏達人。1999年，偶然入手了一張精美的民國時期結婚證書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，至今已收藏婚書2000余份，從清道光年間至民國時期，從1949年后再到改革開放后，各式各樣的婚書皆有涵蓋。在王文君的收藏中，時間最為久遠的是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的納彩(采)婚書;尺幅最大的則是清宣統二年(1910)時的一張婚書，長1.52米、寬0.5米，共302字。
　　婚書，由來已久。
　　據《周禮·地官·媒氏》記載：“媒氏掌萬民之判。凡男女自成名以上，皆書年月日名焉。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凡娶判妻入子者，皆書之。”
　　書寫嫁娶之事的婚書是幸福的象征，但對王文君來說，它不僅記錄了幸福，還承載了悠悠時光，“婚書作為夫妻的憑證，是婚姻家庭的有形體現，包含了諸多歷史、文化、社會和家庭的信息內容，是時代的縮影和反映。”
　　與婚書結緣
　　王文君的幼年是在鄉野田頭間度過的，但并不妨礙他喜歡文化藝術這類帶著幾分高雅的東西。初中起他就是班級里黑板報的主要負責人，從寫到畫，王文君操作得順手流利，并樂在其中。后來，他索性去了文化館工作。
　　1998年，王文君從蓬街鄉下搬至路橋城區，開始常常出入于那時還很繁盛的十里老街。如今說起來，占據他大部分記憶的還是老街上那幾間當地人購置嫁妝的店鋪，木桶店、婚紗店……“結婚用的東西都能在這條街上找到。”
　　這些，似乎都為他后來與婚書結緣，作了鋪陳。
　　1999年，王文君在老街附近閑逛，偶然發現一個賣古玩的小攤上擺著一幅精致的“畫”，目光瞬間就被吸引了去。他急忙走近去看，只見這幅綾絹手繪之“畫”為長方形，底色為青，中間端正地書寫著幾行娟秀小字，上下左右則繪制有花鳥，水墨丹青，栩栩如生。尤其是下方正中繪制的那兩只蝴蝶與一對鴛鴦，更是活靈活現，宛在眼前。
　　王文君邁不動步子了，“無論是墨書還是墨畫，都漂亮得像是印上去的，我喜歡得不得了。”一問價錢，50元，可以接受，他付了錢，滿心歡喜地捧回家了。
　　回到家，他把這“畫”小心地攤在桌上，細細品味起來。這一細看，又有了新發現，這幅素雅的“畫”居然是一張民國三十五年(1946)的結婚證書!正中除了端正地寫著“結婚人”“證婚人”“介紹人”和“主婚人”的名字，還寫著“同心同德、宜室宜家、永結鸞儔、共盟鴛牒”的祝詞。
　　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喜慶，與氣韻生動的墨筆丹青相映成趣，渾然于綾絹之上，王文君愛不釋手，欣喜不已。他暗下決心，要系統地收藏婚書，“我要收集各個年代有意思的婚書，看看它們有什么不一樣。”
　　他的足跡開始遍布于各地的古玩市場，認識了不少做古玩生意的商人，彼此間也漸漸形成默契，“搜集到好的婚書他們就會聯系我”。
　　2007年的一個周末，王文君去上海出差，辦完事后其他同事都去了景點，他照例去逛了那個已經涉足數次的古玩市場。一位此前有過交往的古玩店老板見到他，神秘兮兮地說：“我店里有一張宣統年間的婚書，你有沒有興趣?”“我先看看。”
　　老板拿來一卷紅色宣紙攤在他面前。王文君湊近一看，大吃一驚。
　　這是一張長1.52米、寬0.5米的婚書，全文共302字，內容是關于河南兩戶富嫡人家后代的婚嫁之事，筆墨雋秀、字跡工整且表述清楚、內容豐富，“我珍藏婚書8年了，還從來沒見過這么大尺幅的婚書。”
　　“多少錢?”王文君看著眼前的巨幅婚書，心里癢癢的。但老板報出了“6000元”的價格，像一盆冷水迎面潑向他，猶豫再三還是沒買，“太貴了……”那時，王文君每月的工資也不過一兩千元。
　　但這只看了一眼的婚書，讓王文君魂牽夢縈了大半年，“我人是離開了，心丟在那里了，吃飯也想，睡覺也想。”那時他并未想到，害了“相思病”的自己，竟真的把這婚書盼來了。
　　又過半年，一日，古玩店老板打來電話，“我準備把店盤掉了，那張婚書我便宜賣給你吧?”“多少錢?”“4000元。”“還是太貴了，我們各退一步吧，3000元。”
　　捧著婚書，王文君只覺得驚奇。他原本想，這偌大的上海，人來人往，自己心儀的這紙婚書怕是早就在這一年間不知流到何處去了。但如今，這心頭好竟然還是到了自己手中，“冥冥之中，有幸相遇，這就是緣分。”他說，“淘到一張好收藏品，就像農夫莊稼大豐產，淘金者淘到黃金，心情好得無法描述。”
　　時代下的婚書
　　每紙婚書都有屬于自己的時代烙印。
　　“‘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’，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人們到了一定年齡就要談婚論嫁，結為‘百年之好’。婚書作為夫妻的憑證，是婚姻家庭的有形體現，包含了諸多歷史、文化、社會和家庭的信息內容，是時代的縮影和反映。”王文君說，這是自己沉浸在婚書的世界中感到無比喜樂的原因。
　　從1999年至今的19年間，他共收藏了2000多份婚書。關于婚書的種種，王文君也早已經能信手拈來，如數家珍了。
　　“婚書的不同形式的演變，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歷史文化的變遷過程。”
　　比如，清朝中后期的婚書，都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式的婚姻文書，甚至還能從婚書上看出“娃娃親”“童養媳”、典(租)妻生子等不正常的婚姻形式。婚書上的圖案也以“多子多福”“福祿壽喜”“連理枝”“祥云”等祝福喜慶的圖案花紋為主。
　　民國時期，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逐漸被接受，婚書上開始出現男女當事人的姓名，上海等地甚至相繼岀現了集體婚禮這一婚事新辦的風尚，自主婚姻初露端倪。
　　這一時代的婚書樣式也繁多起來，除了龍鳳呈祥、鴛鴦戲水等圖案之外，洋氣的小天使、青天白日旗等也開始出現在民國時期的婚書之上。婚書的名稱也開始趨于現代化，從“鸞書鳳箋”演變成“伉儷證書”“結婚證書”“自由證書”等。
　　1949年以后，結婚證形式改成獎狀式，內容、格式不一，圖案色彩偏單一樸素。“雖然我國在1950年頒布了第一部《婚姻法》，但婚姻的表現方式仍然比較混亂，為了改變這一局面，后來的婚姻登記(包括離婚)都由各級領導審査把關簽名，當事人真正成了結婚證的主人。”
　　上世紀50年代后期，結婚證的印制也逐漸考究起來，主要體現在多色套印和吉祥的寓意上，四周由石榴、稻穗、白鴿等圖案組成。“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”是這一時期婚書的主題詞。
　　“咱們臺州也有特別有意思的婚書。”王文君拿出自己主編的《中國婚證百年》一書，翻到兩張婚書，“同一對新人，結過兩次婚。”
　　這是兩張風格截然不同的婚書。一張以彩圖為底色，四周印有精美繽紛的花鳥;另一張則白底紅框黑字，樣式極其簡單。兩張婚書，登記的結婚人名字一模一樣。
　　“難道1949年前后，我們臺州人有結了兩次婚?”這可是個新鮮事。王文君特意去查了資料，又問了很多老人家后，才有了答案。
　　“早時的臺州婚禮，在婚書上簽字作證的是雙方家庭請來的鄉里德高望重的鄉紳，并不具備法律效力，我們稱為‘通過民間傳統形式辦理的結婚證書’。當1950年國家頒發《婚姻法》后，臺州地區很多早幾年結婚的夫妻都去補辦了結婚證，因此，不少當時的臺州人就有了兩張婚書。”
　　“文革”時期的婚書，語錄、口號、標語，太陽、紅旗、葵花，都成了烙印在紙上的那個時代的特定標識。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，隨著法律制度的完善，“婚書返璞歸真，回歸了其法律文書的本質。”設計規范，圖案簡潔。1991年開始，結婚證改由國家民政部統一監制，格式也從獎狀式改成護照式，“以方便人們外出攜帶。”2004年，全國開始統一使用同一格式的結婚證——封面為棗紅色，并增加了水印防偽標記。
記者彭 潔文/攝
來源：臺州日報